不仅如此，欧阳辩对王安石正在酝酿中的免行法以及市易法都有不同的看法。



所谓免行法是指官府衙门所需要的一切物资，均由各官府所在城市供应。



但由于各级官吏上下其手，多多索取财物，各行所费钱财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资的十倍以上，因而一些商贩、贫困百姓因作行户而破产者比比皆是。



于是，开封府肉行（供应官府肉类）的徐中正等人上书，建议由行户交纳免行钱后，行户的物资便不再送往官衙门。



王安石计划在市易务下专门设立“详定行户利害所”机构，具体负责制定免行法。



在他的计划中，详定行户利害所会颁布免条例，按照各行获利的多寡向政府交纳免行钱，由吏人和免行户共同负责征收，免除各行对官府衙门的物资供应。



宫廷及官府衙门所需一切物资的买卖，全由杂卖场、杂买务等根据市易所估物资价格的高低进行买卖。



看起来是好了许多，但在欧阳辩看来依然是不合理的。



人家商人都已经承担了商税，为什么还要去承担官府衙门的物资供应呢？



而市易法就更加不合理了。



市易法的本意是在汴京设都市易司，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，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，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，按规定收取息金。



在东京设置市易务，出钱收购滞销货物，市场短缺时再卖出。



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，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，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。



算是平抑市场物价的一种政策措施。



看来似乎这是一项十分完美的措施对不对？



一般来说，既然政府与民众都受益，那么应该受到拥戴并继续推行下去。



但是事实上，市易法对于商业的伤害是极大的。



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、以及所谓的“兼并之家”，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。



历史上，神宗死后，据统计当时商人所欠的市易钱，仅利息即达921万贯。



以开封府为例，在免除了商人欠的市易息钱和罚钱之后，还有27155户欠市易本钱237万贯。



其中小姓（指门第低微的人家）27093户，欠83万贯，而欠200贯以下的就达25353户，欠46万贯，由这组数据来可看出来市易法对小商户的影响。



无论是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，只要官府下场做生意，就难以避免的会对商业造成伤害。



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、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，在执行的过程助攻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、货源、价格，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官员所操纵。



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，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。



于是，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，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。



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，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，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。



在欧阳辩看来，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。



国家垄断之下，经济哪里能够保持活力呢？



欧阳辩后世的经验告诉他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最优解嘛。



如今大宋朝的经济这么蓬勃，是他用十几年的时间一手打造出来的，若是搞一个市易法，将这么好的经济形势给搞垮了，欧阳辩非得哭死不可。



其实欧阳辩的强国计划里面，经济是他最为坚持的一步。



军队怎么烂也好，官场怎么腐败没有效率都行，但必须得有钱！



军队烂对吧，那就砸钱，往死里砸。



大宋大部分时候军队不给力，其实就是钱没给够，只要肯砸钱，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用的。



但如果没钱，别说军队了，连国内都稳不住，更别说打仗了。



而王安石的保甲法、保马法、市易法、以及免行法，招招都冲着搞垮经济去的，欧阳辩当然不愿意了。



保甲法其实对商业的伤害也挺大的。



保甲法会把农民禁锢在本村本土上，没有办法流入劳力市场，这么一来，商业就很难再进一步，而且保甲法的各种训练，其实也会耽误农作。



所谓农时，那是指小麦、水稻的农时，而许多经济作物的农时却是不同的，一旦保甲法实施，必然会忽视这些，那么到时候农作物的产出也会变得极其单调，农民的收入变少，他们的消费力就会变得极差，这对商业的发展又是致命的。



所以，如果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这些同年如果都向着王安石，那么欧阳辩这边就不好搞了，除了将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给废掉，就别无他法了。



但是那样的代价太高了。



一是他要担负背叛老师的罪名，欺师灭祖的罪名足以让他社会性死亡了。



二是王安石终究是变法的大旗，有王安石在，欧阳辩就不必独自去扛